去產能的日本經驗：行政手段不夠的話，試試金融手段?
　　摘要：20世紀日本鋼鐵去產能的經驗。日本政府曾嘗試通過行政手段處理過剩設備、控制新增設備等手段減少產能，卻未能遏制產能的擴張。分析歷史數據可以發現，與行政手段相比，提高融資成本能更為有效地化解過剩產能。
　　差異化的利率政策有助于過剩產能化解。與日本類似，中國通過行政手段淘汰產能的速度遠遠不及產能擴張的速度，而鋼企融資成本的相對提高能夠降低行業固定資產投資增速，進而抑制產能擴張。因此，推行差異化的利率政策，發揮融資成本的調節作用，有助于化解過剩產能。
　　切實解決國有企業“大而不能倒”，發揮差別化融資成本去產能的作用。在我國黑色金屬冶煉業中，存在著國有企業低效率與高杠桿并存的現象：雖然國有企業的成本利潤率很低，資產負債率卻持續提高，而市場利率的變化對國有企業資產負債率幾乎沒有影響。因此，直接解決國有企業“大而不能倒”的問題，才能發揮差別化融資成本，促使過剩產能真正退出市場。
　　我國政府在2005年就已提出控制鋼鐵行業產能的目標，但產能過剩的問題卻遲遲得不到解決。2015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去產能作為2016年五個主要任務之首，足見化解過剩產能的重要性與緊迫性。
　　歷史上，日本也曾出現過嚴重的產能過剩問題。日本鋼鐵行業當年的去產能過程給中國留下了重要的經驗教訓。
　　1、差異化融資成本有助于去產能：日本鋼鐵業的經驗
　　1971年至1976年，日本鋼鐵生產迅速擴張。而在1978年至1987年，由于第二次石油危機導致海外需求萎縮，加之國內建筑業低迷，日本鋼鐵行業出現了嚴重的產能過剩現象。
　　為此，在1978-1983年間，日本政府推行了《特定蕭條產業安定臨時措施法》(簡稱《特安法》)，試圖通過行政手段處理過剩設備、控制新增設備，以及建立蕭條卡特爾等手段化解過剩產能。
　　然而，在《特安法》推行期間，日本去產能的一系列行政手段并未收到預期成效。根據《日本通商產業政策史》的記載，到《特安法》廢止時，盡管過剩設備的處理目標已經基本完成，但鋼鐵生產能力卻增加了。此外，由于建筑業、公共事業停滯，以及電力成本上升，企業財務狀況變得更為脆弱。
　　鋼鐵行業作為一個重資產行業，由于前期投入大、退出門檻過高，而且企業對市場需求的預測存在偏差，鋼鐵產能對銷售利潤率的變化往往不夠敏感。比如，在1992-1994年間，日本鋼鐵企業的銷售利潤率處于下行時期，但產能卻在不斷擴張;反之，在2002-2005年間，日本鋼鐵企業銷售利潤率波動提高，但產能卻在持續萎縮。因此，價格變動及其帶來的利潤率變化，并不是當年日本鋼鐵產能增減的決定因素。
　　與銷售利潤率相比，融資成本對產能變動的影響更為明顯。日本“短觀調查”提供了關于企業貸款利率變動的數據。結合短觀數據和產能數據可以發現，產能增減與貸款利率變動之間存在明顯的負向關系：貸款利率的上升期通常對應著產能下降的時期;反之，貸款利率下降的時期則對應著產能擴張的時期。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融資成本直接影響產能增減，但這并不意味著政府需要通過緊縮貨幣政策來減少過剩產能。在1996-2000年，日本主要銀行的長期貸款利率波動下降，但銀行對鋼鐵企業的貸款利率卻在上升。由于利率上升，鋼鐵企業獲得資金困難，結果鋼鐵產能同比持續為負，產能由此不斷收縮。從這個意義上說，去產能并不要求貨幣政策全面緊縮，但可以通過差異化的利率政策提高鋼鐵行業的融資成本，有利于過剩行業去產能。
　　2、融資成本與中國鋼鐵產能：初步的觀察
　　與日本相似，過去我國也采取了封停設備等一系列行政手段來化解過剩產能。然而，終執行的結果卻是：產能淘汰的速度遠遠低于產能增長的速度。盡管每年淘汰落后產能的任務完成量常常高于任務下達量，但產能仍在不斷擴張(參見圖表5)。
　　在相當有限的數據中，我們依然觀察到了差異化的融資成本可能在去產能中起到的積極作用。由于缺乏分行業貸款利率數據，我們可以使用鋼鐵行業短期融資券的利率來衡量鋼鐵企業的融資成本。從歷史數據上看，鋼鐵行業的融資成本與總體融資成本走勢大體一致，但2008年之后，二者之間的差異總體呈擴大態勢。
　　當鋼鐵企業融資成本相對提高時，黑色金屬行業固定資產投資增速較低。而當鋼鐵企業融資成本相對下降時，黑色金屬行業固定資產投資增速較高。
　　總體來看，鋼鐵企業融資成本的相對提高有助于帶動產能去化。因此，發揮利率市場化所形成的差異化利率定價，可能同樣在中國鋼鐵產能的化解中，也是可行之道。
　　3、發揮差異化融資成本需解決的問題
　　提高產能過剩行業的相對融資成本，關鍵在于解決國有企業對市場利率不敏感的問題。
　　國有企業是黑色金屬冶煉業的主要參與者。根據統計年鑒中的數據估算，在黑色金屬冶煉業中，國有企業的資產占比約為64%。
　　然而，國有企業對市場利率的變動并不敏感，這從圖9提供的資料中可以顯示出來：私營鋼鐵企業的資產負債率水平與相對融資成本反向變動;而國有鋼鐵企業的資產負債率與相對融資成本之間沒有明顯聯系，無論市場上融資成本相對提高還是降低，國有鋼鐵企業的資產負債率都在剛性上升。
　　結合成本利潤率數據可以發現：國有企業的成本利潤率顯著低于私營企業，但私營企業的資產負債率卻在不斷下降，而國有企業的資產負債率逐漸提高。
　　究其原因，是由于過去對國有企業特別央企有著強烈的“大而不能倒”預期，包括直接融資渠道在內的各類融資渠道均對國有企業敞開大門，由此導致經營不善的國有企業仍然能夠獲得源源不斷的資金支持，導致過剩產能遲遲不能真正退出市場。從這個意義上說，隨著越來越國有企業的違約，將會有效教育市場，促使市場矯正過于樂觀的風險定價，終差別化的利率會逐步開始在去產能過程中起到更為明顯的積極作用。